《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有一句警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经过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我们的国家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理论与思想的指导下，步入了新中国成立后，也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兴旺的发展时期（盛世）。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比之于诞生《义勇军进行曲》的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们还要不断地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但是对历史苦难的记忆，而且是面对当今世界激烈竞争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每当国歌奏起、这一警句的唱起，作为区教育行政机关的一名共产党员，应当想到要快快奋起，每年都要从“零”开始，每天都要从“零”起步。从“零”开始，是一种头脑清醒、胸襟开阔、目光远大的精神境界。“零”将伴随并提醒我们，成功是相对的，追求的目标永远没有极限。
很早以前，就曾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从我做起”。现在看来，这个口号，应该说仍然恰当其时。但究其效果，却尚未尽如人意。原因在于对“从我做起”的“我”的认识偏差。从表面上看，“我”包括、涵盖了所有人。但因为十分笼统，没有重点，即没有明确哪些人、哪部分人应当首先从我做起，结果人人又可以游离在“我”之外。要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我以为，作为教育行政机关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大胆地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从我做起，向我看齐，对我监督”。这里的“我”应该指每一个具体的“我”。
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明明是某一级机关或职能部门能及时解决的事却久拖不决，非得更高层次的“官”出面“责令”或“拍板”一下，问题方能解决。从现实情况看，有不少问题也的确需要这样促一促、压一压才能解决。但这样的事多了，也难免让人感到不正常。那就是，确有一些机关或单位的领导就象那不点不亮的灯，非得要上级划根火柴不可。对一些问题，他们有时之所以能“迅速动作”，往往更多是慑于上级的“权力”。从客观上看，由于干部的选拔和运用主要还是上级“领导”拍板，这就使一些同志会认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上级机关或某个领导人给的，而不是人民群众赋予的。所以他们向上级领导负责的意识较强，向人民群众负责的意识较弱。
“对上负责”，积极贯彻上级领导的方针政策、正确的意图指示，无疑是必要的，这是正确的政令得以贯彻施行的必然要求。而且，由于党领导的国家机关是代表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的机关。因此“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在本质上也是一致和统一的。在“对上负责”的过程中包含着“对下负责”的因素，在“对下负责”的过程中也包含着“对上负责”的因素。但问题是有些同志只“对上负责”，唯上是从，对下则消极怠慢，如果每一件事都要上级领导出面责令或拍板方可解决，那还要各级机关、部门和单位干什么呢？
曾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讲过：“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怜，群众最可畏”。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群众最可敬——是说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群众最可爱——是说他们奉献的很多，要求的却很少。群众最可怜——是说他们最劳累，生活最艰苦，而我们的决策如有失误，后果最终又是由他们承担。群众最可畏——是说如果真把他们得罪了，他们发怒了，不管什么人都得跨台。因此，我们作为机关的共产党员必须强化公仆意识，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头等位置。“对下负责”必须是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负责，这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要求，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身又是党的要求。
“夫与民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危；与民共其忧者，人必拯其危。”只有真正地“对下负责”，才能有上下一心“拯其危”、拯其国的局面。作为教育人事管理与服务的同志，对上负责即对党和国家的利益负责、对区政府和局领导负责；对下负责即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负责、对基层学校和教职工利益负责，两者是一致的。教育人事管理与服务的同志，在职责范围内，在政策许可的条件下，能独立完成的事就应主动去办好，不要等领导发话催促。
“从我做起”，可以看作是“向我看齐”的前提，“向我看齐”，可以看作是检验“从我做起”的可信度的一块试金石，“对我监督”，可以看作是对“从我做起”和“向我看齐”的一种检查与落实。教育行政机关的共产党员带头做到这三个“我”字，教育行政机关作风一定会建设得更好。秦准教育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教育行政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必须首先成为新型的高素质高水平的教育行政管理干部。
总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首先做到：
摆正三者位置 顾全大局 且将得失忧喜且抛后
牢记一个宗旨 造福于民 不管春夏秋冬都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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